随着“依法治国”再次成为舆论场上的关键词，法治的旗帜似乎重新被高举。中国要成为法治国家，这一目标已无疑问。难点在于，这个缺少法治传统的社会，如何能够艰难突围，真正成为法治清明的国度。

　　法治之事，当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，也时时体现在各种细节当中。缺少细节的宏大叙事，如同大厦建造于沙滩上，终究是摇摇欲坠的。细节在哪里？在各级政府的行为中，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，也在每个国民的意识里。

　　“依法治国”的首要之责，在于政府要遵法而行，司法实践当坚持社会正义。倘若政府对法律缺少尊重，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，必然会让公众认为法律不过是工具，不过是橡皮图章。这种现象对法治精神的伤害，无论对哪个社会来说，都是难以承受之重。

　　过去常见的乱象是，行政权力时不时介入到法律实践的过程中，腐败行为由此难以避免，社会的公平正义亦难以保证。其结果，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也将因此逐渐恶化。当此再次强调“依法治国”之际，某些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应有检讨、有反思。

　　“依法治国”基本方略1997年即已确定，至今已有17年。17年来，法治之路走得颇为坎坷，更多让人有踟蹰之感。某些时候，甚至还有法治倒退的状况发生，着实让人心寒。正因此，某些权力部门的检讨与反思不可缺席。不敢直面过去，岂能赢得未来？

　　还有一句话也不无道理，即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。政府有教育国民之责，但反过来说，没有将法律真正信仰的国民，其政府很难谈得上有教育国民的能耐。因此，在高举“依法治国”的当下，重建国民的法律信仰，是为重大课题。

　　笔者近来客居枫叶之国，以媒体人的眼光打量加拿大国民的规则意识，深感这方面中国社会与之相差甚远。加国法律在很多小处的规则都极其详细，明确告诉国民什么可为、什么不可为。这些规则可不只是停留在书面上，一旦有人违规违法被查获，惩罚往往相当之重。如此，在日常生活里，加拿大人自由而随性，但其必须是在规则的范围内。

　　加拿大当然也有贪腐现象，也有犯罪与丑闻，但相较而言，犯罪率总体较低，国民法治意识、规则意识较强。这里边既有制度的力量，也有一个文化的问题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，“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形同虚设”——以此标准来衡量，加拿大人大体对法律是敬畏的，也是信仰的。这从方方面面可以看出，小到对钓鱼规则的尊重、以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机械执行，都表明了这个社会的规则意识是进入国民血液里了。

　　显然，中国社会的规则意识要淡很多。由于各种传统和文化的影响，“潜规则”意识仍然大行其道，对包括贪腐在内的诸多犯罪行为容忍底线一再降低。最近上海某知名国企领导落马，沪上一个朋友的一声感叹对笔者很是触动。她称，该国企领导也就挪用了一点资金，实在不算个事！试问：挪用大量公款已经涉嫌经济犯罪，居然还不算个事情，那么究竟什么才算事情呢？或许，在隔三差五就有高官落马的舆论氛围里，贪腐官员级别稍微低点、金额稍微小点的案例，人们已麻木了！

　　总之，“依法治国”重点不在口号，而在于如何兑现目标。从政府权力的“硬约束”到司法的独立公正，再到整个社会对法治精神的张扬与高举，诸多方面缺一不可。（稿件来源：晶报，作者：汪晓波）